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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丁玲文学奖获奖作品赏析》散文类——复州记屑

来源: 发布时间:2023-05-30 16:44:00 【字体:

一位日本朋友到平遥古城访问,见街市的古朴与布局讲究,大叹汉文明的奇妙,于是写了一篇随记来。我那时候在编副刊,看到他的文章觉得有点简单,似乎没有搔到痒处。便说,那样的访问,看到的只是空旷的外壳,人间烟火不见的时候,自然接触不到古城的灵魂。倘能够见到地方的贤达,或许才能解平遥的真意。不过这样的机会不是人人都有,这样的时候,退而求其次,看看地方的艺术,有意外的收获也说不定的。

记得柳田国男曾叹日常生活才有文化的隐秘,他是日本的谣俗研究专家,就从民间艺术里,窥见本民族的精神底色。我们现在了解东瀛历史,浮世绘、歌舞伎、能乐,都是不能不去关顾的存在,这些里记载了民风的点点滴滴。这一点与中国相似,我们古人的智慧,许多都折射在艺人的辞章里,稍稍留意民间艺术,对于历史深处的东西,便会别有心解。

但古中国的情形比日本复杂一些,因为易代多,文化总有些变异。用一个模式去看过往的遗存,总不得要领的。研究谣俗,大概要关注个体的记忆吧。有时候我们忽略的是那些不入流的文字和物件,诸多沉默在时光深处的遗物,总有些我们觅而难得的存在的。

我这个年龄的人,大凡有过古城生活经历的,印象里都会有关于旧式民风的记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古城,明清的建筑还存有,街市里的民国影子多多,习俗里也略带有一点古意。我生活的那个复州城,有大致完整的城墙、书院、寺庙,及切割均匀的街道,和平遥古城颇为相近。我幼年随家人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古风还有,明清的格局依然。只是古塔、戏台已经残损,除了清真寺还有活动外,天主教堂和孔庙都变成废园了。

复州城已有千余年的历史,是辽南重镇,明清之际曾繁荣一时。民国时是县城所在地,抗战胜利后,县城改到瓦房店,它也渐渐衰落。要了解旧时的光景,只能从某些风气里感受一二了。城里门店很多,平时商业气味重,不远的地方是下洼子市场,各种生意红火。城外还有骡马交易地,到了周日,四周赶集的人都来了,颇为热闹。除了商业发达,城里还有诸多文化生活,明显存有古意的是中心街二楼的文化站。我对于那座小楼有些好感,可惜后来拆掉了。印象深的是正月十五放焰火,文化站的人站在楼顶,将礼花点燃,漫天的银花散射,如梦如幻,给孩子莫大的欢喜。日常的时候,楼里也颇为热闹,时有琴声传来,大概是有人在排练节目吧。对于一个世俗化的小城而言,这个地方有点特别。红尘滚滚之中,文化站来往中人,好似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也缘于此,孩子们感到了其间的可爱。

我偶尔也去文化站凑热闹,渐渐地认识了里面的人。站长姓逄,是个矮胖子,说起话来有点哮喘。他的眼睛亮亮的,与人天然地亲近。这个人三教九流都能对付,爱说笑话,是一个复州通。他好像没有读过几天书,但民间艺人的杂耍、二人转、拉场戏、评戏都很明白。也善于写点戏曲小品,文字是口语化的,四六句分明,合辙押韵,很有乡土的气味。文化站每年都张罗各种活动,演戏、高跷会、灯会等等。本来,城里有文墨的人很多,就水平而言,还排不上他,但那些老人多已经靠边站,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逄站长就成了城里家喻户晓的人物。

他身边聚集着不少的艺人,多为四周乡下的,唱二人转者尤多。这些人平时在家务农,逢年过节,就赶到文化站里,彩排新的节目。演出多在完小的操场上,临时搭上台子,招来无数的观众。节目呢,都是乡间情调、男女爱情、婆媳恩怨、历史传奇。“文革”前演出的节目多是东北流行的曲目,如《西厢》《古城会》《夜宿花亭》《火焰山》《请东家》等,数量可观。曲子唱多了,民众也多学会了。东北的一些民歌,也流行很广,《黑五更》《十大想》《瞧情郎》《打秋千》都有市场。二人转、民歌中有些文不雅训,免不了黄色段子,但也有的写得俗中带雅,比如《西厢》开头唱道:

 

一轮明月照西厢,

二八佳人巧梳妆,

三请张生来赴宴,

四顾无人跳粉墙,

五鼓夫人知道了,

六花板拷打莺莺,审问红娘,

七夕胆大佳期会,

八宝亭前降夜香,

九(久)有恩爱难割舍,

十里亭哭坏莺莺,叹坏红娘。

……

 

句子介于文言和俗语之间,这些吟唱,传统的读书人觉得有点俗气,市井里的百姓却听得有滋有味。古城有演戏的传统,除了评戏,就是影调戏。城里城外有好几个演出团体,有的与文化站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演起剧来十分野,耍得开,唱得浪,台上台下被点爆了一般,引得下面的观众噼里啪啦鼓掌。男男女女聚集多了,自然也生出爱意,成双成对不必说,婚外之情也暗中涌了出来。当年一位男演员和一个姑娘爱得死去活来,因为已经有了家室,又难以重婚,生了女孩便给了一个鳏夫。那孩子很是漂亮,与我恰是邻居。我们叫她巧姐,其样子与生父颇像。巧姐到了很大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我们这些野孩子虽然心知肚明,却没有一个人说过此事。这是城里的风气,看破不说破,也是儒家的一点遗风吧。

“文革”到来,文化站自然受到冲击。站长被点名批判,说过去的艺术庸俗,封建意识浓厚,是古城的毒瘤。为了自保,老逄也站了队,但因了属于“保皇派”,也招来不小的麻烦,受到了反对派的打压。有一次老逄带着几个人敲锣打鼓去参加一个文艺活动,走到中心街,被红卫兵堵住,牌子砸了,旗子也扯了。于是各种罪名也来了,演出落后的剧目、演员作风问题,一一被晒出来。站长流着泪说自己无辜,表示以后一定好好改造思想,净化城里的空气。

文化站开始发生变化,不久成立了宣传队,演出样板戏和革命戏曲。那时候县里、省里常常搞汇演,要求自编自演,文化站每年都要送一些节目到上面。给逄站长提供剧本的有几个老人,有一位是城外驼山乡的老顾,六十多岁了。他与儿子都喜欢曲艺,农活之外,在家里编写一些作品。老人读书挺多,尤注意搜集戏曲本子。许多年后我还拜访过老先生,他很是木讷,说话脸红,讲起明清以来的戏曲沿革,显得有些激动,口吻里有一点旧文人气。但他的文字有时过于拘谨,不能放开,不及逄站长的作品开朗。另一位老唐,是供销社的推销员,会编段子,肚子里颇多学问。他写过大型评剧,谈吐间有旧式才子的气质,对于民间旧式戏文,研究很深。据说运动来临,也遭了大难,于是思想求变,对于新政策和时风也颇留意,写出的本子也能被上面认可。老逄很欣赏这位才子,关键时刻,靠着老唐的本子支撑着各种演出。

我身边几个同学成了宣传队里的活跃分子。到了晚上,文化站传来音乐声,多是辽南影调的曲牌,几个人嗓子吼得场面爆裂,像六月的朗日,蒸着热气。我有时到了那里,看到男男女女认真的样子,羡慕得很,于是也很想挤进宣传队,做一名歌手。但自己的条件不行,内行人一看就属于演艺之外的人,这曾让我生出不少的遗憾来。那时候宣传队已经不再演出民间的戏曲,一切都革命化了。有几个同学因为出色,被部队选中,还有的去了县里的剧团。文化站一时成了古城青年梦飞的地方。

如此红火的文化站,其实只有两个工作人员,与逄站长搭班的是老韩,一位戴着眼镜的先生,平时寡言寡语,名气没有老逄大。老韩比逄站长文静一点,书读得多,且有点美术修养。我那时候常到他那里借书,图书室能见的是《鲁迅选集》《马克思传》《李自成》(第一卷)《科学社会主义》《巴黎公社》《欧仁·鲍迪埃诗选》等。到了晚上,街里只有文化馆的灯亮着,阅览室有大人坐在里面浏览着什么。老韩的人脉广,知道谁家有什么时期的旧藏,谁喜欢什么版本,对于城里的历史也比常人清楚。我很感谢老韩,他借给我的书从来不催,有时候还主动推荐一些作品给我。一些内部出版物,就是在他那里看到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各种运动平静了下来,周日的时候,文化站会聚集一些喜欢扎堆聊天的人,多为书友。他们在一起谈天说地,彼此开心得很。这些人年纪很大,多叫不出名字来。有位张老爷子颇为传奇,过去是县衙的小吏,政治上受过冲击。他读书甚多,对于复州历史烂熟于心。据说收集了不少当地先贤的诗文,在小的范围内传阅着。老先生述而不作,眼高手低,但看不起一般的读书人,对于身边的朋友,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经常点评城里历代文人的笔墨,说起话来声音震耳。高兴的时候要吟诵几句县志里的旧诗,谈兴正浓间,唾沫飞出,如入无人之境。自然,士大夫的迂腐气也是有的,许多人并不尊敬他。老人有句口头语:“那时候的人啊……嘿嘿嘿,不说了。”

有时候大家会说起过去县衙里的人的书法,老爷子便道:“清末的几位还好,民国间的几位就差了。”

“那么,现在城里的几位写得如何?”

“江河日下呀。”

站里的空气就这样热起来了。

我那时候年纪小,他们说话,不能插嘴,进不了老人们的语境里。他们有时候会聚在一起唱京剧,摇头晃脑中,忘了己身。这些人对于逄站长的那些东西不以为然,觉得城里流行的东西太浅。但他们喜欢的东西,都过于小众。不过在街市一片红的时候,这个地方的一丝古意,倒映衬出诸人的特别。

多年后,我从市里师范学校毕业,分在县文化馆工作,每年都要回到古城几次,文化站自然是必到的地方。那时候正在编一张小报,有个民间文艺栏目,便想起逄站长和老韩,希望他们提供一点稿件。逄站长投来的稿件都是民谣与二人转,土里土气的句子,因为很有生活气息,一般都能刊用。老韩不太会写文章,便介绍了几个作者。张老爷子对此不感兴趣,拒绝了我的约稿,但一位宫先生却显得积极,写了不少文章,便与其慢慢熟悉了。

宫先生住在城南,那时候已经七十多岁,仙风道骨的样子,走起路来轻无声响,白胡子随风抖动着,仿佛从古代画面走出来的人。老先生的文章都是文言,写的是复州八景、民国风俗、市井往事之类的短文,骈散相兼,编辑起来很是费劲。一些字在印刷厂字库里没有,只好替他改动。不料他十分不满,来信说不可更改,否则退稿云云。我后来多次去他的城边的小屋,房子破烂得很,桌上有几册《史记》《汉书》《白居易集》等,余者都是乡下寻常之物。听老韩介绍,宫先生新中国成立前在家办私塾,有时候还坐堂行医。这些给了我一种神秘之感,就学识与文章而言,我经历的老师中,能及其水准的还不曾有过。

他写作的范围很广,游记、金石品鉴、清代逸事等,深入浅出,又很古朴。宫先生在古城里,不显山不露水,而山川地理里的人迹风物,均在心里深刻,实在是一本老词典,内中有许多丰富的东西。后来县里人写地方志,多参考了他与一些老人的资料,倘不是有这样的老人在,远去的时光里的人迹物语,也许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而我那时候觉得,能够用美的古文表述山川旧迹,真的切合得很。流行的白话文缺失的,可能是那种儒雅、简练之气。我自己开始留意近代以来的文言文写作,也是那时候开始的。

与宫先生多次接触,感慨于他的博识。比如在一座寺庙前,他看到牌匾,告诉我写匾的人当时生病了,章法有点不对。有一次我陪一位作家到古城玩,拜访宫先生。席间谈及清代八旗文化,老人滔滔不绝。他说不懂满文,就不能弄清清代历史,用汉语思考满族旧迹,往往不得要领。随口说了几句满文,让在场的人大为惊异。朋友说,您这么有学问怎么窝在这里?老人笑道,过去古城内外比他有学问的人多了,自己实在算不了什么。

宫先生渐渐被许多人知道了,省城一个老编辑看到我寄去的小报,对老人的文章大为佩服,希望能够写一点东西给他们。宫先生开始不大情愿,觉得自己的东西与时风不合,有一点落伍。但拧不过大家的催促,还是写了几篇关于辽南民间掌故的随笔。文章投寄过去,泥牛入海,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后来到省城开会,知道稿子被主编毙掉了,原因是过于古奥,佶屈聱牙的文字不合刊物风格。宫先生知道后,什么也没有说,此后大概就不再给外面的刊物写文章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古城慢慢地拆了,最难过的是那些读书人,有的便想整理一点乡邦文献,给后人留下点什么。县里不久成立了民间文艺研究会,会议召开的地点选在古城。那一天,来的都是复州有文墨的人。逄站长高兴得不行,找了一家老饭馆招待大家。我第一次认识了几个专于书法和国画的人,还有几个刚摘掉右派帽子的教师,他们对于文史都有一点研究。大家围坐一起,开心地扯东唠西。说起民国时期的友人的雅聚,一切趣事都引起大家久久回味。言及古城被拆,张老爷子伤心落泪,千年古城就这样没了,真的可惜。那天逄站长有些醉意,说了许多感伤的话。席间宫先生赋诗一首,很有感情,其中一句“可怜一觉复州梦”,至今还记得。这些大半生不太得意的人,好像忘了己身的荣辱,谈兴浓浓,直到深夜才慢慢散去。

复州这个地方的文脉,在一些人眼里都上不了大雅之堂。外来的人看到县志,记住的是民国几位县长的古诗,或几个骚客的文字,普通人的作品睡在街市的一旁,没人去看。其实那里掩埋的人与事,惊心动魄者多多。例如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个烈士石磊,就在城里留下了好的诗文,城里的老少,多会背诵他的临别诗。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古风渐稀,余脉还是残留一二的。世人不解其意者,无非那遗存的不入时尚。像逄站长的文字很土,有些不太正经,就没有时代语义,大的报刊自然不会入眼。而宫先生的文字又过雅,乃桐城余影,一般的编辑将其视为遗老之作,也与时风隔膜的。现在想来,他们的一俗一雅,未尝不是古城的一种标记。一个来自巷陌的寻常之音,一个系远古的遗曲,以不同的符号生活记录古城的经验,没有什么不好。与我们这些只会写时文的人比,他们有时甚至显得更为有趣。

我离开辽南后,没有再与逄先生和老韩联系过,那时候心在域外文化之中,不太看重乡土的遗存,内心怠慢了这些乡贤。又过许多年,回到复州城,听说逄站长、张老爷子、宫先生病逝了,老韩还健在。文化站接任者姓金,有很浓的故乡情结,也很是能干。他组织城里的老人,绘出了古城的模型,恢复了横山书院,博物馆也建起来了。书院收集了辽南千百年间的一些地上和地下文物,残碑断垣中,依稀看见往昔的时光。古城的模样已经没了,连同曾经认识的人。走在熟悉又陌生的故地,忽想起苏轼《伤春词》里的句子:“纵可得而复见兮,恐荒忽而非真。”对于消失的一切,又能说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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