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探析

邓   楠

2014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这次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的讲话由五部分组成，涉及到文艺领域多个方面的问题。习近平的讲话高屋建瓴，论述精辟透彻，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讲话不仅澄清和解决了当前困扰着我国文艺工作者的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而且为文艺工作者创作质量上乘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它必将对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认真学习习近平的这个讲话，深刻理解和研究讲话所体现的理论精髓，这是摆在当下文艺工作者面前的一项主要任务。通过研读习近平的讲话，我认为，习近平的讲话精神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主义文艺本质论

文艺创作始终需要遵循“为谁写、写什么、怎么写”这样一条规律。不遵循这一规律，文艺创作者极有可能在创作中迷失方向。对此，习近平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①他还引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的一句话“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原则的问题”，作为理论依据，论证这一问题的重要性。70多年前，革命领袖把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放在了文艺创作的首位，70多年之后，共产党的领导人，同样把这一问题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加以重申。这显然有着不同凡响的现实意义。这既与人民群众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有着关联，也与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和依靠人民群众推翻旧政权的革命过程中、以及取得政权进行执政之后所坚持的根本宗旨密不可分。习近平从这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刻的阐述。首先，他言简意赅地论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重要作用。他说：“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要反映好人民的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习近平对人民群众这四种身份的概括，语言精准，生动形象，而且令人过目不忘，使文艺工作者对人民群众既感到亲切，又拉近了作家、艺术家与人民的距离。所以，对人民群众这四种身份和作用的界定，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创作不能不为他们服务，不能不以他们作为文艺作品的主人公、主要人物；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没有理由不好好地描写人民，没有理由不好好地反映人民的心声。习近平一语中的，抓住了要害和关键。其次，他强调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所坚持的根本宗旨这一观点。他斩钉截铁地说，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文艺的根本宗旨也是为人民创作。把握了这个立足点，党和文艺的关系就能得到正确处理，就能准确地把握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政治立场和创作自由的关系。”习近平这两段话，话语铿锵有力，观点鲜明，没有丝毫的含糊，把党的政策、要求以及与文艺的关系都阐述得一清二楚。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它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它所领导的文化事业也同样如此。而坚持这个宗旨是否就捆绑了作家、艺术家的手脚，限制了他们的创作自由呢？答案是否定的，这不仅没有限制创作自由，反而有利于文艺家们进行自由创作。因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如果文艺创作不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不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不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文艺就失去了它的作用与意义。在表现人民及其生活的这一要求下，任何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活动都是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各个执政党的要求与这一要求有天壤之别。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强调的是为上层统治阶级服务，它绝不会考虑为下层普通老百姓服务。资产阶级时时刻刻标榜他们创作自由，但这个自由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求文艺为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一个国家的文艺不能为普通老百姓、人民大众服务，只为统治阶级等少数人服务，这种文艺能说是最好的文艺吗？这种创作能说是自由的吗？资产阶级显然不敢撕下自己的伪装，展示自己的“庐山真面目”。所以，自由创作的关键就是看能否体现为人民服务，就是看人民这一主体能否得以表现。只有这样的创作，才是真正的自由创作。习近平的观点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性，体现着我们党的领导人对文艺事业的高度关注和重视。这也说明我们党的文艺政策的科学性。

习近平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坚持以表现人民为主体、以表现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其实还深远地考虑到了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与国情，从而提出这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论断。我国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与精神文化需求供给之间的不平衡、不适应。人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高，不仅有数量的需求，而且对文化产品的质量与品位的要求越来越高。习近平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看到这一点，就会把握不住前进的方向，就不能顺利地解决这一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要矛盾。因此，习近平要求我们文艺工作者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要作为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用“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两个词，清楚地表明它的重要性，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必须贯彻到底。不这样做，就违背了党的宗旨，背离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所以，习近平提出：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这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人民需要文艺”，这除了符合我们的国情实际与解决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休戚相关之外，还与国际文化交流密不可分。现阶段，我们还要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强与世界各个国家的接触交流，增进与各个国家的交往和了解，增进与各个国家人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友谊。开放交流已成为全球发展的趋势，任何一个开明的民族、任何一个寻求发展的国家都不会把自己封闭起来，都在多方寻求了解、支持、交往。因此，把一个抽象与空洞的国家概念变成生动具体的国家概念，那就是要了解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民；要获得对某一国家的感性与理性的认识，也需要了解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历史创造活动、人民的生活情趣、喜怒哀乐、世界观、价值观等精神世界。而了解的途径又是多种多样的，经济贸易往来、实地考察、文化交流、文艺作品阅读等，都是了解、认识的方式。因此，世界需要了解中国，而文艺又是其中比较好的交流途径。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要获得对中国的感性与理性认识，他们可以通过中国作家、艺术家创作的文艺作品来了解，中国作品中的有关人民生活的描写，成为了他们感兴趣的内容。习近平为了把“人民需要文艺”这一观点论述透彻，从国际交流、开放发展的角度，阐释了它的重要性与现实意义。这一论点，令人心悦诚服。他不是板着面孔教训人，而是以说理征服人。习近平把这一问题放到全球背景下来深思、来阐述，使文艺工作者感到表现“人民主体”的重要性、紧迫性、必要性。习近平因势利导，循序渐进，将他的结论摆在文艺工作者的面前，使人丝毫不感突兀，而是水到渠成：“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要向世界推介宣传我国优秀文化艺术，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感受魅力，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习近平所提的观点都建立在有理有据的逻辑推导之中，通过论据论证来形成影响力，这样，更方便文艺工作者这一特殊群体的接受。其语言委婉动听，排比句使用整齐美观，行文流畅，逻辑严密。“人民需要文艺”，这是文艺工作很重要的一面。但文艺的另一面，也同样存在着“文艺需要人民”。“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了人民，文艺就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呻吟、无魂的躯壳。……人民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习近平的这段话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又突出了“文艺需要人民”这一十分正确、科学的主张。“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这充分说明文艺自始至终离不开人民，离开了对人民的抒写、对人民的抒情，文艺就难以产生优秀之作。为此，习近平还列举了我国古代许多优秀的反映人民心声的经典作品，如《古诗源》《诗经》《花木兰》、屈原的《离骚》、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文艺创作不能扎根现实生活、不能描写现实生活中有血有肉的人民的火热生活、不能表现人民的爱恨、内心冲突、命运、所想、所感、所思与喜怒哀乐，文艺注定没有生命力，也流传不了久远。那么文艺如何对人民来加以表现和描写？习近平提出了两个思路：“文艺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在此，习近平强调了两个关键词：一是“现实生活”，一是“人民意愿”。文艺描写的内容来源于“现实生活”。而“现实生活”首先就是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现实生活中没有人，只有物，那就缺乏活力，那就抽象，那就不完全。文艺反映现实生活，这是自文艺产生以来就为作家所认定的一条规律，习近平再次强调这一规律，显然含有他的意图和现实的考量。实际情形是现阶段我们有些文艺工作者躲在温暖的居室，高高在上，很少深入基层，很少深入生活，即使下了基层，也是“走马观花”，很少与普通劳动者打成一片，更缺乏与他们心灵的沟通交流，文艺工作者远离人民，与人民的隔阂越来越严重，自然地作家写的生活，人民愈来愈不熟悉，愈来愈陌生。俊男靓女的“高”“大”“上”的生活方式、小资情调、楼堂馆所的流连忘返、觥筹交错，华丽繁荣的都市吊足了人们欲望的胃口，追求生活方式的奢华，追求腐朽的“养情妇”“包二奶”的生活，引导人们崇尚金钱的风气，丢弃社会主义的道德底线。这种生活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也不是中国人民追求的生活方式，它代表不了全体中国人民的现实。健康向上的现实生活，在我们国家仍是处于主流地位。一个作家不表现主流生活情态，而专注于落后的、阴暗生活面的展示，这显然脱离了现实生活，脱离了社会的实际。这就是习近平重提这一话题的现实背景。“文艺需要人民”关键在于表现人民的“意愿”和“关切”。这一点，决不能含含糊糊。“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写人民，就是要写他们的思想情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期盼，文艺家不去表现；人民的生活冷暖，文艺家不去关心；人民的喜怒哀乐，文艺家不去描写。可以想见，文艺会出什么状况。长此以往，文艺必会凋落，文艺的繁荣也将会成为镜中花，水中月。那么，文艺如何反映人民的“意愿”与“关切”？习近平指出，这就要求我们的文艺家饱含对人民的深情厚谊，充满对人民的热爱。而“热爱人民不是一句口号，要有深刻的理性认识和具体的实践行动。”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认识到位了，才会有具体的行动。这是符合认识规律的。习近平从哲学层面展开对这一论点的阐释。“文艺热爱人民”既在哲学层面得到证明，又在实践层面得到认同。文艺的生命力来自于创新，而“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所以，“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习近平把“文艺热爱人民”的问题上升到“文艺创新”“文艺创作方法”的高度加以阐述，不仅充分显示了政治家的高瞻远瞩，而且凸显了哲学家的高度，是思想力和预见力有机融合的体现。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艺本质的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丰富和发展。在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他们就特别强调文艺要表现人民生活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拉萨尔的历史剧《济金根》的批评中、在对哈克奈斯的小说《城市姑娘》的批评里，就完整地表现出了他们的“人民观”。在他们看来，济金根是骑士贵族阶级的代表，他不反皇帝，也不反现存的封建制度，只是想恢复过去的骑士制度，他也不可能同农民结成联盟，他的失败是注定了的。正因为拉萨尔没有描写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先进思想的代表，他的悲剧创作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在《城市姑娘》里，哈克奈斯描写的英国工人不具有典型性，因为在无产阶级斗争风起云涌的英国社会里，工人阶级不再是那么愚昧无知和麻木不仁，哈克奈斯在某种程度上对工人阶级思想境界与斗争的情况并无深入细致地了解，因而，她描绘出来的人物也就缺少了真实性和典型性。她的作品也就不具有完备的人民性。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中，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号召文艺工作者要下大力气描写人民，要描写革命的主体力量“工农兵”，也要描写具有进步倾向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本家和城市知识分子。后几种人也是革命的团结对象和力量。习近平继续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所提出的人民文艺观。他的人民文艺观既与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的人民文艺观一脉相承，又有理论上的新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人民的文艺观主要体现具有先进思想的无产阶级的生活与追求，并与资产阶级等上层统治阶级的生活追求相区别。当然，这里的“人民”是受剥削与压迫的阶级。毛泽东倡导的人民文艺观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文艺观相比较，又有新的发展。因革命对象、革命任务和中国具体环境的不同，毛泽东扩大了“人民”概念的外延与内涵，把一切进步的势力即凡是主张抗日、反对旧势力的都纳入到人民的范畴之中，文艺都可以描写、表现他们，但毛泽东更强调、更突出文艺应该以描写“工农兵”的生活为主体。所以，他强调说我们的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强化这一观点主要与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主体力量休戚相关。文艺不能表现“工农兵”这一主体的生活命运、斗争勇气和革命精神，那文艺就失去了作用，因为我们的文艺就是为了教育他们、鼓舞他们、熏陶他们、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和审美趣味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习近平的人民文艺观更是注入了新的外延和内涵。这里，人民概念的外延与内涵进一步扩大了，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是文艺表现的主体。人民是国家治理的主体，也是国家建设的主体。人民的一切都成为了文艺表现的内容。但习近平更看重表现人民“意愿”、人民“关切”的作品。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为人民歌唱，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宗旨和本质属性。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文艺能达到这样的高度。他反对文艺创作“只是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的自然主义手法，而力主有血有肉的描写，有真情实感的抒写，有健康思想倾向的表现。表现人民，这无疑是社会主义国家文艺本质论的集中体现。

二、社会主义文艺灵魂论

在讲话里，习近平既论述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又论述了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习近平所说的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实际指的是文艺作品的思想倾向。我们常说文艺作品是由内容和形式两部分构成的。文艺作品的内容具体是指构成文艺作品的题材、人物、故事情节、环境、主题等具体要素，形式是指构成文艺作品的外在表现形式，如体裁、语言、结构、创作手段和方法等。习近平在讲话里，特别强调了文艺作品表现价值取向的重要性。他把这一内容概括提炼为文艺作品的灵魂。习近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文艺灵魂问题，是针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现实语境而言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人民的物质财富不断丰富，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这是令人骄傲、令人幸福的一件大事情。但又必须看到，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我们的思想道德水平、文明素养等方面还没有做到与经济增长同步，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文艺领域，文艺作品中的价值取向问题尤为突出。于是，习近平向文艺工作者发出预警信号，给文艺工作者敲响警钟：“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没善恶，行为没有底线，什么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都敢干，什么缺德的勾当都敢做，没有国家观念、集体观念、家庭观念，不讲对错，不问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浑浑噩噩，穷奢极欲。”同时，还有一部分人，“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这些掷地有声的语言，表明习近平直面文艺价值观问题的坚决态度。他毫不护短，敢于拿这些问题开刀，不仅义正词严地提出批评意见，而且还果断地指出其危害性和严重性。他严厉地说道：“这方面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难以顺利推进。”在他看来，一部文艺作品如果缺乏灵魂，那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甚至对社会、对人民是有害的。研究习近平有关社会主义文艺灵魂问题的论断，这是特别具有学理性意义的重大课题。

文艺作品不可能不表达思想。中国文艺家创作的作品，应该表现什么样的思想和如何加以表现？习近平认为中国文艺作品应该以体现“中国精神”为己任。他语重心长地说道：“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习近平的这一重要论断，是建立在其条分缕析的基础之上的，并不是其个人主观臆断的结论。表面上看，“中国精神”很抽象。实际上它有具体的所指，有特定的内容。他首先提出了一个设问，然后立即给予回答：“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那么，引导中华民族顽强发展的这一“精神特质”又是什么？他细腻入微地分析说：“每个民族、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精神，中华民族也就有中国精神。中国精神就是中国人民的核心价值观的体现。”中华民族之所以创造悠久的历史文明，之所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靠的就是这种精神。中国精神博大精深，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弘扬。对“中国精神”这一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起了决定因素的东西，他意犹未尽，反复加以言说：“最能体现中国人精神的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家，不能不高高举起“中国精神”这面大旗。举起“中国精神”这面大旗，就是要把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融进作品中。那什么是核心价值观？他心平气和地解释道：“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这段论述既阐释了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意义，又着重指出了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核心价值观是维系中国人的精神纽带，是凝聚中国人心的一种力量。没有这种精神纽带，中国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就会任人宰割。所以，中国必须重塑和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耐心地阐释：“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引领人们奋发进取、努力拼搏的力量源泉。他援引了中国古今闻名的爱国主义先驱所写的光辉诗篇，充分论述了爱国主义精神对后人的感召作用。每当我们中国人读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等爱国诗句诗篇，我们无不受到感染鼓舞。中国人民靠着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力量开创了许多辉煌的历史篇章，靠着这种精神力量“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靠着这种精神力量赶走了在中国土地上耀武扬威的帝国主义，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脱离了苦海，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习近平引用这些鲜活的诗句名篇，观点论述透彻有力。文艺作品不表现这种爱国情怀，文艺的作用就难以凸显，就难以起到教育人、激励人的目的。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们要一代代地加以发扬传承。习近平由此推断：“社会主义文艺不能表现这一精神就是放弃了艺术家职责”。一个艺术家放弃了自己的职责，人们就不需要他，他也就与人民有了隔阂。习近平继续论述说：“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团结奋斗”精神是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热爱祖国”就必须为国家民族的崛起而努力拼搏。这两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知侠创作的《铁道游击队》、曲波创作的《林海雪原》、湖北省歌舞实验剧院集体编写的《洪湖赤卫队》歌剧等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的作品，教育和鼓舞了中华民族千千万万儿女，使他们甘愿为自己的祖国奉献青春和热血。正是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发挥了巨大的激励和教育人的作用，所以，习近平谆谆教诲每一位文艺工作者：“我们当代文艺更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倡导创作主旋律作品，无疑有助于今天社会风气的改善，有助于社会风尚的健康发展，潜移默化地陶冶人们的情操和思想境界。因此，文艺作品能否体现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作品好坏的分水岭和试金石。习近平循循善诱，令文艺工作者深感重任在肩，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文艺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体现为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的吸收与继承。传统优秀的道德文化同样可以改造成为现代中国人民的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习近平所提到的这些传统文化精髓和宝贵的思想资源，中华民族所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内容，已纳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系之中，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内容之一，成为指导人们具体行为的道德规范。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以这些思想资源为基础的，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在文化贫瘠的土壤里和干涸的文化荒漠里建立起来，也不可能中断和舍弃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非常看重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他要求作家对传统美德予以表现和传承。那么，我们如何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习近平指出：“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的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既嘱咐我们文艺工作者要具有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又教给我们文艺工作者取舍传统文化的方法，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关系。习近平还尤为看重文艺体现传统美德内容对人民的积极影响作用，他饱含深情地说道：“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为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他继续阐述道：“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将优秀传统文化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文艺创作只要做到了传播民族精神命脉，就能增强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他响亮地向文艺工作者发出了时代的号令：“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他要求文艺家先行一步，把美好情怀与核心价值观灌注到生动的文艺作品中，让文艺作品去感动人心，洗濯人的灵魂，滋润人的心田。同时，他坚定不移地要求文艺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和结合，坚持核心价值观要通过生动的情节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予以体现，让传统美德遍布中华民族后代的血脉之中。他呼吁和恳请广大的文艺工作者“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文艺做到了强化和传递真善美的道德观，文艺就能充分体现它的价值与作用。文艺表现什么价值观，又该如何表现，习近平阐述得明明白白。习近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文艺灵魂观，必将对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习近平强调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弘扬中国精神、倡导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他又提出学习借鉴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传承本民族的精神，与学习借鉴其他国家人民创造的文化成果并不矛盾。为此，他历数了外国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文艺理论对中国作家、读者产生的影响。如我们对于外国的文艺形式的运用和改造，就是鲜活的例子。白话文、芭蕾舞、管弦乐、油画、电影、话剧、现代小说、诗歌等等，开始都很陌生，但后来运用起来却也得心应手。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学习借鉴了苏联文艺，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理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等，对我国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改革开放后，我国文艺对世界文艺的学习借鉴就更广泛了。如说唱表演、街舞等，我们赋予健康向上的内容，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欢。这就应验了马克思的一句话：越是民族的文化，越是世界的。民族文化之间相互学习借鉴，反而有利于民族文化的相互发展。所以，在中国文化与中国精神里，也同样有世界文化的因子。中国文化不仅生长在自己的土壤里，而且还擅长吸收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与民族精神。中国文化从来就不闭关自封，排斥他国文化，它随时随地要吸收外国优秀和先进的文化，从而丰富充实自己的文化，使中国文化与中国精神体现出博大精深的特色。习近平强调传承中国精神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必须学习借鉴吸收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

习近平的社会主义文艺灵魂观，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他们就非常重视文艺表现正确的思想倾向与如何表现的问题。马克思对法国消极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的批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马克思说这个写起东西来通篇漂亮话的家伙，“他在各个方面都是法国式虚荣的最典型的化身，这种虚荣不是穿着十八世纪轻佻的服装，而是换上了浪漫的外衣，用新创的辞藻来加以炫耀；虚伪的深奥，拜占庭式的夸张，感情的卖弄，色彩的变幻，文字的雕琢，矫揉造作，妄自尊大，总之，无论在形式上或在内容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谎言的大杂烩。”②夏多布里昂以浪漫主义的新形式掩盖了其思想的反动。他的《阿达拉》与《勒内》就是宣传为宗教献身的作品，认为只有宗教才能拯救人类，这当然是极其错误的观点。马克思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夏多布里昂作品的思想反动。恩格斯对哈克奈斯《旧人与新人》的批评，也可以看出作者创作存在的两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人物塑造不具有典型性，一是作品的主题思想表现不正确。哈克奈斯把工人阶级的解放寄托于上层统治阶级，那显然是十分错误的观点。恩格斯指出：“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不能自助，甚至没有表现出任何企图自助的努力。想使这样的工人阶级摆脱其贫困而麻木的处境的一切企图都来自外面，来自上面。”③同样，马克思、恩格斯还注重文艺如何表现正确倾向的问题。如对剧作家拉萨尔的《济金根》所做的批评，就是一个鲜活的事例。马克思严肃地指出：拉萨尔“最大的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传声筒。”④作为剧作家的拉萨尔，他的思想倾向不是从剧情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是把它特别指点出来。他从抽象化、概念化的前提出发，让主题先行，这就损害了作品的艺术性和艺术价值。马克思极诚恳地告诫拉萨尔多向莎士比亚学习，文学创作要更加“莎士比亚化”。恩格斯说：“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⑤，作品的思想倾向必须借助于典型环境、典型人物、故事情节等表达出来。所以，文学艺术不是一种简单的思想表达，而是有着高度艺术技巧的创造。习近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又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有所发展和创新。他的社会主义文艺灵魂观更具有时代的气息，更具有特定的、具体的内容。他的灵魂观是根据中国的国情、精神文明建设与文艺创作发展的实际需要而提炼出来的。这种特定的和具体的思想内容就是表现“中国精神”。在“中国精神”中，又主要体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核心价值观”中，他特别强调了“爱国主义精神”。当然，他的社会主义文艺灵魂观并不排斥对外国优秀文化成果的学习借鉴，坚持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辩证法思想。

三、社会主义文艺批评标准论

习近平在讲话中，多次强调要“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多出“精品”。他不仅对“优秀作品”“精品”下了科学的定义，而且还提出了衡量一部作品是不是“优秀作品”“精品”的标准。习近平的文艺批评标准论，是与当前文艺创作的实际相关联的。习近平准确勾勒了当前文艺创作的画像：“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的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这幅画像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文艺创作问题的严重性与危害性。可以这样说，文艺创作的这种乱象已经阻碍了文艺的健康发展，必须下大力气加以整治。为此，习近平就如何创作优秀作品、如何加强文艺队伍建设、文艺批评使用什么标准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在习近平看来，“推动文艺发展繁荣，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因为只有优秀的文艺作品，才能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水平。那么，什么样的作品才能算是优秀作品？习近平回答说：“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作品，就是优秀的作品，而且“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有顶天立地、也要有铺天盖地。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是优秀作品。”他从形式、内容、感染力、流传度等多个方面界定了优秀作品的特质。只有具备这些特质的作品，才能视为优秀作品。习近平不仅提倡优秀作品的创作，而且还竭力倡导文艺“精品”的创作。他说，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从这一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优秀作品”与“精品”其实质内涵是一致的。他的这一释义，为我们衡量优秀作品界定了具体的标准。在解释优秀作品或精品的涵义之后，紧接着，习近平又论述我们如何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创新是文艺的生命，文艺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同创新能力不足很有关系。……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增强文艺原创能力。”习近平对文艺创新性和原创力的看重，把准了脉，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创作优秀作品，肯定离不开作家的创新。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小说，之所以受到读者的喜爱与欢迎，这与他在人物塑造和艺术形式上的创新密不可分。陈忠实的《白鹿原》就是因为主题的深刻性和人物刻画的不可复制性，赢得了广大人民的认可与赞美。所以，文艺工作者只有提高了创新能力，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除了创新之外，习近平还要求文艺工作者“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这段话说得很直白，也很朴实，充分说明文艺创作作为特殊的精神活动，它要遵循创作自由的规律，思想要解放，不要人为设置壁垒，捆绑自己的手脚，方式手段灵活多样。只有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文艺工作者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当然，文艺要出精品，艺术家、作家肯定是关键。习近平高度重视文艺家这支队伍的建设。他带着关切的语气，深情地说道：“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必须有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名家。要把文艺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努力造就一批有影响的各领域文艺领军人物，建设一支宏大的文艺人才队伍。”古人云：文如其人。试想艺术家自身的思想水平、业务水平、道德水平不高，他能创作出优秀作品？！因此，习近平要求“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努力做到‘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除了要有好的专业素养之外，还要有高尚的人格修为，有‘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还要处理好义利关系，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讲品位，重艺德”。这段话言辞恳切，把创作优秀作品的重任交给了艺术家。作为社会主义的文艺家责无旁贷，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努力实现党和人民的重托。习近平思维开阔，目光敏锐，他还看到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催生了一大批文艺类型，也产生了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独立演员歌手、自由美术工作者等新群体。对这些人要“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他们，用全新的政策和方法团结、吸引他们，引导他们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他把党的关怀、关心惠及到每一个创作者身上，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希望每一个文艺工作者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努力创作出人民喜爱和欢迎的优秀作品。习近平从创新能力、从营造创作自由氛围和作家队伍建设等角度，论述了我们如何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

习近平不但强调文艺创作要出优秀作品，而且他又特别重申对文艺作品如何进行鉴别与评价的问题，也就是衡量文艺作品的标准问题。文艺批评坚持什么标准，这是具有责任感的批评家尤为看重的大事。鉴于此，习近平专门对文艺批评的作用进行阐述。他这样说道：“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更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信奉‘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这段话简明扼要地论述了文艺批评的作用、文艺批评的标准，也严肃地批判了我们在文艺批评上所存在的庸俗风气。同时，尽管我们在不断地使用文艺批评这个武器评价作品，但如何发挥批评的作用以及使用何种批评标准却始终莫衷一是。文艺批评究竟采用什么样的标准，在当下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针对这一问题，习近平做了深刻的阐释。首先，要坚持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观点去评价文艺作品。习近平说：“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文化产品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当然不能完全不考虑经济效益。然而，同社会效益相比，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能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要坚守文艺的审美理想、保持文艺的独立标准，合理设置反映市场接受程度的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票房收入等量化指标，既不能忽视和否定这些指标，又不能把这些指标绝对化，被市场牵着鼻子走。”习近平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标准论述得十分透彻，坚持了唯物辩证法思想。既看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矛盾性，又提出了解决这一矛盾的具体办法。“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批评方法，这是针对我国目前文艺创作的现状而提出来的。我们用这一方法，来衡量张艺谋拍摄的一系列电影，如《红高粱》《秋菊打官司》《菊豆》《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就能深刻感受到这一标准的正确性。前两部影片，张艺谋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思想主题鲜明，正面的导向作用得以发挥，而后面的一系列影片大多采用商业化的运作方式，四次夺得华语影片的票房之冠，被国外普遍看好，而国内评价并不高。张艺谋的电影为什么墙内开花墙外香，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刻意迎合了西方人的观光猎奇心理，丑化了中国人的形象，颠覆了中国历史，满足了西方人的“东方主义观”。大多数电影场面宏大、声势喧天，人物众多而缺少深层的内涵。如果以收视率、发行量、票房收入来衡量，张艺谋无疑开创了电影史上的许多记录。问题是这些开创记录的影片并非扛鼎之作，相反，《红高粱》《秋菊打官司》等没有创收视之最，也没有创票房冠军，但无论思想价值还是艺术水准，都属于上乘之作。习近平不否认收视率、票房收入，但我们不能唯收视而收视，唯票房而票房。当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发生冲突时，经济效益只能摆在第二位，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最好的作品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决不能割裂这两者。只看社会效益，而没有接受广度，起不到教育大众的目的。只讲收视率，把经济效益放首位，那就会媚俗化，充满铜臭味，低级趣味盛行，方向引导错误，价值观也会出现偏差。所以，必须将两者相统一，都不可偏废。今天的时代，文化产品类型更显丰富、多样化。各种文化产品类型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商业化手段不断花样翻新。不讲道德底线、不负社会责任、一切向钱看的人大有人在。“两结合”批评方法，就是对这种文艺创作的纠正和引导。其次，要坚持“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价和鉴赏作品。他说：“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的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表明立场，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他倡导使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的这一批评方法，显示出了他的高瞻远瞩。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观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曾经主张用“历史观点和美学观点”去评价文艺作品，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观点”就是从文学艺术的思想倾向表现的角度而言的。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首先必须表达科学的、正确的思想与倾向，而且这种科学的正确的思想倾向要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代表着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美学观点”是由文学艺术创作的特殊属性所决定的，文艺是审美的创造活动，必须从美的高度来衡量它的美学价值。如文学塑造的人物有没有独到的个性特征，这种个性特征具不具有典型性，这就是美学的考量，如果这两者不具备，作品就不具有美感，它就不可能打动人，震撼人心。再如，文学的情节和结构具不具有生动性与完整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学批评标准，如果不具备，它就不可能吸引人，让人产生美感。马克思、恩格斯坚持的批评标准是“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的完美结合，即“思想深度和历史内容”与“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而不是割裂这两者。在排序位置上，没有谁第一和谁第二的问题，两者都一样重要，缺一不可。马克思、恩格斯“两结合”的文艺批评观至今仍是文艺作品的评价标准。习近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观，他同样坚持运用历史的、美学的观点评价和鉴赏作品，没有对这两者进行排序定位，把两者看得同等重要。但习近平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和美学的”文艺批评观基础上，加进了“人民的、艺术的”内容，这体现了他对文艺批评标准内容的拓展。这个文艺批评标准是他根据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发展的实际要求而提出的，既具有时代的合理性，又具有科学性。在这里，“历史的、人民的”标准，其本质是就其思想内容与政治属性而言的。一部作品不突出主旋律、不表达核心价值观，那就不符合“历史观”的标准；一部作品不能教育人民、不能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境界与水平、不能让人民喜爱与欢迎，那就谈不上切合“人民观”的标准。在这里，“艺术的、美学的”标准，其本质是就其文艺作品的艺术属性和美学价值而言的。一部作品的艺术性，更多地体现在文本的结构、人物语言与叙述语言、表达方式与手法等形式的独创性和独特性上。如韩少功的小说《爸爸爸》，在语言上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这就代表了该作品具有一定的艺术性。而“美学的”标准，它涵盖的范围更为广泛。除了外在形式可以去进行美学价值评判，还可以对人物的塑造、故事的叙述、题材的选取等多个方面进行美学价值观照。美学价值评判会因为时代的不同、国度的不同、民族审美情趣的不同而产生差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观点”“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相结合”，这就是我们今天文艺批评的标准。这一标准需要我们文艺工作者去实践和使用，这对指导文艺创作，推动我国文艺的繁荣与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湖南广播电视大学）

（原载《创作与评论》2016年6月号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