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作家的分化与渐熟

王 干

80后作家的出现，在文坛和社会上都是一件持久发酵的事情。到如今，80后作家似乎不那么刺眼了，他们基本到了而立之年，自身的群体也在发生变化，而且社会对他们也慢慢熟悉并接受了。翻开最近的文学期刊，会发现80后作家渐渐占据了一些重要版面。湖南的《创作与评论》近两年来每期刊发一名80后作家的小说，《广西文学》今年5月推出80后作家专号，《芳草》近期推出80后作家周李立小辑，杭州的《西湖》杂志刊发了不少80后的作品。《小说选刊》去年选载了5位80后作家的5篇小说，今年上半年选载了11位80后作家的11篇小说。许多出版社为80后小说家出版了小说集，云南人民出版社还推出了“80后批评家文丛”。80后写作群体悄然形成，且风格各异，格调不俗，新的80后让文学的版图发生了变化。

告别校园文学的胎记

80后在文坛最初亮相，是以韩寒、郭敬明等为代表的一群“青春文学”作家，“反叛”“都市”“时尚”等曾是他们的标签。韩寒、郭敬明近来投身电影事业，《后会无期》和《小时代》成为热议的话题，这也让他们暂时离开了文学的领域。这种转变，是他们在反叛和商业的双重压力之下，改弦更张以适应时代和环境的必然。

时至今日，韩寒、郭敬明显然不能再代表80后作家的整体面貌。80后作家的数量从当初的十来人发展到数十人，同时这个群体的构成也越来越丰富：除了写城市的80后，还有乡村写作的80后；除了“青春文学”的80后，还有“纯文学”的80后；除了反叛的80后，还有回归传统的80后；除了国际化写作的80后，还有中国化写作的80后；除了用纯粹现代汉语写作的80后，还有用方言写作的80后……总之，80后作家的写作出现了可喜的分化，原先比较单调的格局被打破了。

80后作家的一个特征是带着强烈的校园背景。或许因为他们最初是通过“新概念”作文大赛进入文坛的，因而始终难以摆脱校园的气息，校园的生活仿佛胎记一样伴随着他们的写作。校园像一个温暖的摇篮也像青春的孵化器，培育了他们的人生基调。校园让80后叛逆，也让80后怀念。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虽然是70后导演作品，但它在80后中引起的反响甚至超过70后，因为80后对校园的依赖更强。80后作家小昌的《我梦见了古小童》（《广西文学》2014年第5期）便带有强烈的后校园文学色彩。“我”大学毕业后，又成为大学老师，“我”的情爱故事与大学校园有关，古小童就是这个大学校园爱情的基因，始终萦绕着“我”的情感世界，相恋分手，分手相恋，当古小童最后出现在电视相亲节目中，爱情也不再是两个人的私密世界，而是一道被看的风景。周李立发表在《芳草》2014年第3期的《如何通过四元桥》《八道门》体现出从纯粹的个人情怀向社会更大层面的转化。起步于校园的80后，终于告别了校园的青涩和清新，在更丰富、更多样的社会生活中展现自己。

乡土80后的出现

曾经的80后小说有着强烈的城市色彩。最初出现的80后作家基本上都是城市里出生的，近些年来80后作家中出现了另一支队伍，这就是以马金莲为代表的“另一种80后”，如甫跃辉、郑小驴、宋小词等。他们来自乡村，来自生活的底层，他们不是韩寒、郭敬明、张悦然式的城市宠儿，而是从乡村走进城市的进城人。他们一旦开始正视生活的苦难，小说就有了苦难叙事和生活沧桑感。他们为读者呈现了80后写作的另一种面貌：清贫、沉静、洁净、淡定，也标志着80后乡土写作异军突起。

他们小说的一个特色是对方言的提炼。80后作家普遍长期在高校接受教育，惯用纯粹现代汉语，用方言写作的凤毛麟角。但小说是语言艺术，语言风貌也是成就作家风貌的重要原因。去年马金莲的《长河》、宋小词的《血盆经》，以及曹永的乡土小说，就是这样一类异质性的80后作品。马金莲小说中最底层的西海固，是“空巢”的乡土。郭敬明笔下的豪奢大都市和马金莲们的偏僻乡土构成分裂。《广西文学》今年第5期推出的80后作家专号中，5位作家直接书写的也是乡土。另外，也有作家在城乡交叉叙述中凸显乡土本色。肖潇的《黄金船》写的是一个淘金的故事，本身又像一出“皇帝的新衣”。乡村的发财梦，连着社会的拜金主义。小说最后揭开谜底，父亲惦记城里的儿子，编造了一个美丽的谎言，让在城里淘金的儿子回到乡村，回到自己身边。父亲的苦心可以理解，但这背后其实隐藏着心酸和无奈。而儿子最后死于乡村淘金梦的结局，更是让人心酸。《来自杨庄》的二保为躲避水灾来到县城，没想到县城也遭了水灾，小说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美女来到我们村》用乡村孩童的视角写城市对女性的窥视，也写成长。

80后的方言、乡土写作，并非仅仅在80后同代作家中具备横向的比较意义，他们的方言运用也有承接前辈作家而来的纵向路径：如马金莲承接郭文斌、石舒清的方言提炼，宋小词承接陈应松的方言叙事。可是，同样是写乡土，80后眼中的乡土也不同于前辈作家。他们是传媒时代长大的一代人，他们看乡土时，带着国际视野。同时，他们又是纯然情感写作的群体，不像前辈作家那样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他们缺少历史大记忆和感情共同体，这就不难理解马金莲笔下西海固的苍凉和温情。

方言和乡土是绝佳的匹配。方言中的乡土，能把读者运送到原生态的乡土世界。语言蕴藏着人类的情感、记忆和当地土著的思维特征。乡土80后作家的出现，是80后写作分化完成的一个最重要标志。大都市是80后的写作前站。很快，偏离一线城市的城镇成了80后写作的第二站。稍后，乡土80后出现，穷乡僻壤的独异，似乎更能成就80后的文学风景。80后由此真正找到了“各自为政”的写作根据地。

和当年“农村包围城市”不一样，也和中国文学由乡土向都市发展的主潮不一样，相比较而言，80后写作，走了一条从城市向农村“逆流推进”的道路。

向经典文学传统致敬

随着主体的成熟和分化，80后作家逐渐走出了当年的“青春文学”主场，写法上也开始表现出对经典化和新文学传统的认同。韩寒的小说基本上需要依靠对传统的亵渎和嘲讽才能完成，而郭敬明的玄幻或悬疑则是畅销书意念的成功实践。韩寒、郭敬明的存在对经典文学传统是挑战，也是叛离。

新一代80后作家不再是传统的掘墓人。他们回望世界文坛，悉心研读中外名著，在经典文学和潮流文学中汲取养料，充实、发展自己。笛安的创作也许能说明80后作家的这一特点。作为作家李锐、蒋韵的女儿，她继承了他们的文学基因，加之在法国留学的经历，让她的视野更为开阔。在她的小说中，时常读到中外经典小说的韵味，长篇小说《西决》甚至有《红楼梦》家族小说的影子。

马金莲的中篇小说《长河》延续的是萧红文脉，可以说是一部当代《呼兰河传》，写出了家乡父老乡亲在苦难中的人性美，写出了死亡的洁净和生命的尊严。作品在平淡叙述中蕴藏着一股力量，这来自信仰，来自优美而质朴的语言，也来自对人性、对自然、对灵魂的无限关怀。今年马金莲写的《绣鸳鸯》，从小说名字就不难感受到传统气息扑面而来。此外，80后新人郭珊的小说《思旧赋》（《青年作家》2014年第1期），那些古色古香的语词，构成了典雅的语句。小说在人际往来和细节中，传达人物之间的关系和情感，平静、含蓄，墨光四射。郭珊这篇小说，连语言都是张爱玲的民国腔。深圳的大学教师蔡东的《出入》，带着禅意，写的是现代都市，骨子里是传统人文的内核。蔡东还写过《净尘山》（《当代》2013年第6期），也是在都市生活中寻找内心的安然。马金莲生活在偏僻的西海固，郭珊和蔡东则是广州、深圳的时尚女性，看来无论在哪里，80后都开始有意识地向传统靠拢。

现在，大量的80后作家经历了高校教育，张怡微是复旦硕士、台湾的博士，文珍、郭珊从北京大学毕业，蔡东、小昌是高校教师。他们早就不是那个带着“愤青”情绪的少年“韩寒”，而是兼容中西、心态平和。80后作家与文坛的“意气之争”“针锋相对”在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少。80后作家成熟并分化后，回到了文学本位，诚实地从事着文学创作。

他们也开始反思和感伤

在人们的印象中，80后意气风发挥斥方遒，像韩寒的赛车一样一直往前冲行，很少瞻前顾后，不会回首往事，更不会反思自己。然而时间无情，80后作家也开始反思、伤感了，渐渐摆脱了“青春文学”的小情怀。于一爽的《每个混蛋都很悲伤》（《收获》2014年第4期）可能是这种转折的标志。小说写的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怀念，他们俩都是带有“混蛋”性质的玩世不恭者，但当对方生命消失了，“混蛋”对“混蛋”的怀念和追寻，居然带着悲伤和伤感。而悲伤和伤感以前在80后的字典里寻不到，或者是被删除了。于一爽作为80后女作家具有强烈的叛逆性，她此前的小说颇具当年张辛欣的京味和锋芒，而她居然率先感受到悲伤和伤感。这是生命也是文学的内在力量使然。

80后开始了“致青春”写作，这和苏童们成年后的“残酷青春”，和70后赵薇们“致青春”的回望、怀念不同。80后的“致青春”现场感犹在，他们在青春中“致青春”。周李立是80后作家转型的一个代表。她的小说集《欢喜腾》艺术感觉敏锐，笔法细腻尖锐，充分体现了80后作家独有的特征。《更衣》（《都市》2014年第2期）虽然叙述自身的故事，但已开始进行自我的反思。女主人公是一个剩女，因为健身不小心将钥匙锁进了更衣柜，又因为天色已晚，无人帮她打开更衣柜。在孤立无援的困境中，主人公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反思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现自己在生活中的处境就像被隔离的更衣室一样，“剩”得必然。小说没有写女主人公走出困境之后的改变，但反思本身就是改变的开始。

张怡微的短篇《不受欢迎的客人》（《上海文学》2014年第3期）表面上风轻云淡，作品中服务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家庭伦理的关系，随着情节变化，迅速转移，如飞机起飞一样，跑着跑着，迅速拉升，飞向对生命的反思：一个人该怎样对待他人，该怎样面对自己的个体生命。1985年出生的青年作家不有，在今年第3期《西湖》杂志上发表了短篇《人面鱼》。这是一篇和巴西作家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的《河的第三条岸》味道有些近似的作品，都是对生命、对人性的反思。《人面鱼》用第一人称叙事，“我”作为叙事者，读者轻易地信任了“我”的讲述，对“我”具有好感，但实际上只要脱离叙事者的控制，跳出来，客观看待“我”讲述的一切，就会发现“我”的性格和人性的弱点，正是促成旅游也是错过景观的缘由，“我”的紧张、猜疑等负面情绪，皆为心像，与外物他人无关。不有用的是一种推迟批评的策略，先让读者感同身受，觉得自己可能也是这样，之后再让读者发现，这是人性中的弱点。

80后在“致青春”中感伤和反思，也写青春的病痛。孙频的《假面》，下笔凌厉，前景黯淡、生存高压等种种因素，作用于底层青年不堪重负的稚嫩心灵和肩膀，处在应急状态下的人，做出了非常态的生活选择，试图缓解焦虑。他们无法改变不光彩的历史，而他们渴望被接纳、渴望新生活，内心保留着正确的价值判断。他们不愿与自己的历史会晤，但一个人无法摆脱自己的个人史。文珍的《我们究竟谁对不起谁》中有一群年轻不羁的鲜活生命，在寻求幸福的生活，坚持自己的信念。小说中既有对社会现实的描摹，也有对年轻人都市生活现状的呈现，此外，就是“谁对不起谁”的叩问，以及感受到的疑难，还有在疑难中开始的对生活和情感的反思。

视界与境界

作家是生活的传感器，又是生活的记录者。由于80后作家涉猎生活不久，虽然不能说他们的生活苍白，但相对单调和平淡是客观存在。在他们成长的岁月里，社会没有发生太多的动荡，没有太多的苦难感和沉重感，与前辈作家经历的大风大浪、大是大非相比，他们有时候感到的是失重和虚妄。而社会的动荡、理想的破灭、信仰的纠结，往往是一个作家写作的驱动力。

他们最容易描写的是外来者的陌生感、融入社会的艰难和困惑，带着校园的青春忧伤来面对社会的复杂和无奈，这也是他们在叙述上频频喜用第一人称的原因。虽然一些作家采用的是第三人称，但实际上的叙述视角还是出自那个潜在的“我”，以至于甫跃辉在创作谈中要声明小说的主人公只是他生活的影子，不是他本人。

第一人称叙述让他们在自己的天地里自由驰骋，优点是少了虚伪和做作，“我”如果作为一个观察世界的视角是独特的，但同时个人的视角又会屏蔽掉一些社会生活内容。尤其是一个带着校园记忆和校园经验的作家，他的视角必然会屏蔽或丧失一些更为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与第一人称相对而言，全知全能的视角是一个广角。对文学来说，需要广角，也需要纵深。眼界决定视界，视界决定境界。不能笼统地说哪一种叙述人称好与不好，但如果都是同一种叙述人称，而且口气又容易接近，是不是艺术的个性和气质也难免给人单调和狭隘的嫌疑？80后在走向成熟时，如何进一步扩展、丰富自己，是他们面临的考验。他们能够经历的事情和过程确实比不上前辈作家那般丰富多彩，而磨难容易产生创造力，对80后作家来说，超越前辈的动力何在？

（原载《光明日报》2014年9月22日13版，作者为《小说选刊》杂志副主编、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