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的差异与理论的创新

——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陈国战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隔一年之后，讲话全文公开发表，引起社会各界学习和解读的热情。在党的历史上，这是继1942年以后召开的又一次影响深远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对此，很多学者都将其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上的讲话》进行对比分析，并发掘其中的一脉相承之处（为论述方便，下文分别用“1942年讲话”“2014年讲话”来指称这两个文本，引文均不再注明出处）。

的确，在很多方面，2014年讲话都与1942年讲话保持了连贯性。比如，在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上，1942年讲话提出，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即为工农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服务，2014年讲话则重提“二为”方针，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关于文艺创作的方法，1942年讲话提出要“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2014年讲话则提出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等等。但时隔72年以后，我们党面临的文艺工作形势显然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也使得2014年讲话提出的主要问题及相应对策都有了巨大改变。与继承性相比，两者之间的差异性更值得重视，它体现了我党对文艺工作的新认识、新定位、新方法，而这方面恰恰是目前的研究中比较欠缺的。

一、两次讲话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不同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夕，随着日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国民党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以及根据地自身非生产人口的大量增加，边区政府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大生产运动、精兵简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口号的提出，都是在这种困难局面下提出的应对之举。正如有学者总结的，“内有‘仁政’之争，外有‘游而不击’之讥，种种迹象显示出，中共中央在1941年所面临的困境，已不是简单的粮食供给问题，而是内部需求和外部压力双重挤迫下，民众认同感急剧降低所致的政权合法性危机”①。在这种形势下，一批对根据地进行尖锐批评的文艺创作开始出现，并引起很多党政军干部的不满，如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等。在座谈会召开前夕，毛泽东在与艾青的谈话中说：“现在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的。”②在这种背景下，1942年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应对之举，正如毛泽东所说：“我本来不管文艺的，现在文艺的问题碰到鼻子上来了，不能不管一下。”③召开这次座谈会的首要目的，就是要解决文艺领域的思想混乱问题，解决文艺工作者和党，和工农兵结合的问题。

相比而言，2014年座谈会的召开更多是一种主动而为，它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几年下来，我国文艺领域呈现繁荣发展的生动景象，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纵观讲话全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当前文艺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缺少精品，即“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二是出现了一些文艺乱象，如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倒历史等。他认为，这些问题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文艺界的“浮躁”之风，使文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了方向，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了偏差。

有学者倾向于认为2014年讲话将市场经济视为文艺的敌人，提出“市场经济在满足物质需求方面的贡献是惊人的，但它却容易把人们引向追求物质享乐，使社会陷入极度物欲膨胀之中，使人失去价值理想和对生存意义的反思”④。在笔者看来，这不仅是对市场经济的误解，也是对讲话精神的误读。习近平总书记并不反对文艺的市场化，也不反对文艺作品应该追求经济效益。他提出，“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这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与文艺并不矛盾，它只是当前各种文艺问题产生的外部环境，而不是根本原因。如果将市场经济视为各种文艺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那无疑就要回到20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批判的老路，或者重新拾起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批判范式，显然，这些理论工具都已不能有效解释当前中国文艺领域存在的问题。

那么，当前文艺领域的浮躁之风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文艺工作者不愿意沉下心来打磨精品（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中，很多十年磨一剑的作品往往可以名利双收，如电影《阿凡达》）？在笔者看来，这主要是因为当前文艺领域已经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利益链条，他们凭借市场之外的力量扭曲了市场环境，使文艺精品难以脱颖而出，也使人民大众的文化需求不能很好地影响和引导文艺创作。比如，最近几年抗日“神剧”之所以层出不穷，并不是由于它们过度追求收视率、过度迎合市场，恰恰相反，大多数观众对抗日“神剧”其实并不买账，甚至深恶痛绝。那么，它们为什么还会大量出现？除了抗日题材政治正确、容易通过审查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影视公司、制片人和电视台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利益同盟。⑤这使得抗日“神剧”尽管得不到观众的喜欢和认可，但还是充斥荧屏。就此来说，尊重市场规律与尊重人民的文化选择权利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相互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文艺领域不能“大花轿，人抬人”，“红包厚度不等于评论高度”，这些论断都准确把握住了当前文艺问题的症结所在，即各种外部因素（人情、权力等）对文艺生态和市场环境的扭曲。

2014年座谈会要解决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介入和管理各种新出现的文艺类型和文艺生产主体。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的发展，各种网络文艺已经成为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的主要文化消费类型，它们在创造出巨大产值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根据《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提供的数据，截至2015年底，我国网络视频用户为5.03亿，网络文学用户为2.96亿。⑥《2015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游戏产业总收入达1407亿元。⑦与之相比，当年全国电影总票房为440.69亿元，还不到游戏产业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各种民营文化组织和文化生产群体大量出现。然而，对于这些新的文艺类型和文艺生产主体，不仅我们的文化管理部门缺少经验，就连文艺评论工作者也了解甚少，更缺少介入。因此，如何解决文化管理部门、文艺评论工作者同新的文艺形态之间的隔膜，引导它们健康发展，就成为这次座谈会要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二、两次讲话对文艺工作者的定位不同

关于文艺工作的地位，1942年讲话提出，文艺要服从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这是一种工具论的文艺观，没能充分尊重文艺自身的规律和特殊价值。如果说在战争时期这种文艺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进入和平年代以后，这种文艺观也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关于文艺工作者的地位，1942年讲话提出，“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从表述上看，文艺工作者被赋予了“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先生”和“学生”的双重身份，但在当时的语境中，后一种身份显然才是首要的。

2014年讲话同样将文艺工作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联系起来，提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不同的是，文艺不再被看成“齿轮和螺丝钉”，而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对于文艺工作者的地位，2014年讲话也有不同表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并提出“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这也就意味着，文艺工作者相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优势不仅在于他们具有读写能力和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思想认识上也走在时代前列，可以起到引领作用。与1942年讲话相比，这无疑是对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社会地位的重新认定和极大提高，体现了对文艺工作者的充分信任和尊重。

2014年讲话也提出，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从表述上看，这是对1942年讲话提出的“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精神的重申，并重新赋予文艺工作者以人民的“学生”的社会地位。但联系提出这一问题的上下文环境可以发现，它们所针对的问题已大为不同。在1942年讲话中，这一问题是在结论的第一部分，即“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中提出来的，它所针对的主要问题是，当时的文艺工作者大多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家庭出身、人生经历和文化修养都决定了他们更喜欢和善于描写小资产阶级，“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因此，1942年讲话提出“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针对的主要是文艺工作者的阶级立场、阶级感情问题。

而在2014年讲话中，“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主要是作为一种创作方法而被提出来的，它所针对的主要是文艺领域的浮躁作风与脱离群众、脱离生活的倾向。如今，文艺工作者作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再存在阶级立场、阶级感情问题。但是，目前的文艺创作在“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在笔者看来，这主要表现为“不能”“不愿”和“不敢”三种倾向。一是“不能”。从客观上讲，现代社会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对于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现实，文艺工作者越来越感到力有不逮，要像巴尔扎克那样反映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做出深刻的判断，已经越来越困难了。二是“不愿”。一些文艺工作者满足于幻象的制造，已经失去了触及现实的意愿和兴趣。比如，当前很多都市题材影视剧都与现实相去甚远，它们与同类娱乐节目、时尚杂志等相互指涉、相互支撑、相互印证，共同营造了一个鲍德里亚所说的“超真实”世界。三是“不敢”。毋庸讳言，有些文艺工作者在表现现实时畏手畏脚，不敢直面和揭示现实中存在的问题，纷纷“穿越”回古代，使得各种架空历史、远离现实的古装剧大行其道，而表现当下社会生活的创作则极为匮乏。要解决这些新的问题，一方面要求文艺工作者戒除浮躁，“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另一方面要为文艺创作营造自由宽松的环境，正如2014年讲话中提出的，“要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创造性劳动，政治上充分信任，创作上热情支持，营造有利于文艺创作的良好环境”。在笔者看来，这释放出一个积极的信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当前文艺领域在“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

三、两次讲话提出的文艺批评标准不同

关于文艺批评的标准，1942年讲话提出两个标准，即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并认为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虽然1942年讲话也提出“政治和艺术的统一”，但从它所列举的当时文艺创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看，它强调的主要还是政治标准，而这种政治又是阶级的政治。这就将文艺创作捆绑在了阶级政治之上，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艺创作的自由。2014年讲话则提出：“我们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这就将文艺批评的标准从政治性和艺术性相统一转换成了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相统一，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体现了我党对社会主义文艺性质的新定位。

其中，关于文艺作品的思想性问题，2014年讲话不再提“政治标准”，而改用“社会效益”标准，而所谓“社会效益”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就等同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标准。这既体现了对政治标准过于狭窄化的纠偏，也体现了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创作规律的尊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同于政治标准，它是对文艺创作的底线要求。我们可能不同意将文艺看成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但恐怕没有人会否认，任何一部文艺作品都应该坚守社会效益的底线，不能在作品中宣扬仇恨、暴力、拜金等错误价值观。

对于当前的文艺批评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价值指南。正如2014年讲话所说，文艺作品要“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从这一标准出发，我们看到目前很多文艺创作都缺少价值导向上的自觉意识，从而表现出严重的价值误导。以“春晚”小品为例，在赵本山等人的“卖拐”系列小品中，憨厚老实、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的“范师傅”接连上当受骗，然而，他不仅没有得到观众的同情，反而成为人们取笑和引以为戒的对象。相反，坑蒙拐骗的“大忽悠”即使不能说被塑造成了值得学习的榜样，至少也是一个相当机智可爱的角色。这样的作品无疑会给观众带来一种暗示：如果你在生活中像“范师傅”一样老实，那么就活该上当受骗；相反，只有像“大忽悠”一样耍奸弄滑，才能够生活得如鱼得水。显然，这种价值导向已经突破了任何一个社会的价值底线，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诚信”“友善”也是背道而驰的。在“卖拐”系列的最后一个作品中，“大忽悠”费尽心机，耍尽伎俩，最后和徒弟联手骗来的只是一幅颇具警戒意义的对联；而老实人“范师傅”则大获全胜，做出智力和道德上的回击；观众也把更多的嘲笑送给了“大忽悠”师徒。这显然是向正确价值导向的回归。

再比如，在黄宏等人表演的“春晚”小品《开锁》中，不管是开锁公司的“林永健”，还是物业公司的“巩汉林”，都严格照章办事，要求业主先出示有效证件，再给开锁或证明。可以说，这两个人的做法不仅毫无瑕疵，而且还极具职业素养。然而，在小品中他们却被嘲弄为不知变通、不够灵活、有钱不挣的傻子。与之相比，另一个“春晚”小品《你摊上大事了》却体现出完全不同的价值导向，它同样塑造了一个严格照章办事的保安形象，这个保安同样很“死板”，要求进入大厦的人必须要“有牌儿”，并因此冲撞了“赵总”。情急之下，“赵总”也嫌他不够灵活、不知变通、“死心眼”，但最后却肯定了他的恪尽职守，并邀请他到自己的公司工作。如果联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法治”标准，以及当前社会中由“灵活”和“变通”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那么，小品《开锁》的价值导向就是有问题的，而《你摊上大事了》则体现了正确的价值导向。⑧因此，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成文艺批评的标准不仅是合适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它体现了社会主义文艺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统一，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四、两次讲话提出的解决文艺问题的方式不同

在1942年讲话中，毛泽东在论述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后，有针对性地批驳了当时文艺界存在的一些错误观点，如“人性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等等。他紧接着提出，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作风不正的问题，因此，“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其后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从根本上转变了党内的学习态度和方法，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并进一步成熟起来。但是将不同文艺观念的对立，看成不同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的对立，用整风运动的政治手段来解决文艺领域的问题，这种解决方式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在2014年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同样也提到了当前文艺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如调侃崇高、是非不分、搜奇猎艳、胡编乱写等，但他并没有将这些问题上升到阶级立场、阶级感情的政治高度，而认为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文艺界的“浮躁”之风，是部分文艺工作者片面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而不愿耐心打磨文艺精品。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创作态度问题，是部分文艺工作者“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了方向”“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了偏差”，而不是他们的政治立场和阶级立场问题。因此，对于当前文艺领域存在的问题，2014年讲话在结尾部分提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而不是再来一场整风运动。

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强调文艺评论工作，一方面是因为文艺批评能够引导文艺创作，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看到当前文艺批评领域同样存在一些问题，如文艺批评沦为文艺表扬、套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人的审美、用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等。因此，2014年讲话强调要“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使其真正能够发挥褒贬甄别、引领风尚的作用。显然，这是一种通过重建文艺领域内部的健康生态、在文艺领域内部解决文艺问题的思路。

五、两次讲话体现出的国际视野不同

1942年讲话提出，没有超阶级的人性，也没有超阶级的文艺，封建主义文艺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文艺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虽然它也提出“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显而易见的是，对于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文艺，它着重强调的是批判。立足于这种阶级论立场，1942年讲话提到的外国作家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列宁和法捷耶夫，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家、艺术家则从未提及。

与之相比，2014年讲话则摒弃了阶级论立场，提出“文艺是世界语言”“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这显然是一种超越阶级论的文艺观。在对待外来文艺的态度上，2014年讲话提出，“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不仅提到了俄罗斯的优秀作家和作品，还历数了法国、英国、美国、印度等各个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表现出更加宽广的视野和开放的姿态。

此外，1942年讲话主要着眼于国内革命斗争形势，并在这种国内环境中定位文艺的作用。到了2014年讲话，文艺则被赋予了对内、对外的双重功能——对内方面，文艺可以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对外方面，文艺可以加深国外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因此，文艺不仅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而且还要走出去，肩负起对外交流的使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成为新的时代条件下对文艺工作的新要求。

总之，在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这一根本问题上，2014年讲话与1942年讲话一脉相承，它体现了我党对文艺人民性的坚守。但时隔70多年以后，我党面临的国内、国际局势都已大为不同，文艺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也大不相同，在这种背景下，2014年讲话对文艺工作者的定位、提出的解决文艺问题的方式、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都有了较大调整，体现了我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一面。2014年讲话对当前文艺领域问题的分析是准确的，提出的解决方式是合适的，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艺领域取得的最新成果。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原载《创作与评论》2017年10月号下半月刊